章詒和:我和我的先生馬克郁

章詒和,章伯鈞之女,中國最后的貴族。作家、戲曲研究學者,著有《往事并不如煙》、《伶人往事》、《四手聯彈》、《劉氏女》、《楊氏女》等作品。

章詒和

我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一邊從事戲曲研究,一方面為文學而準備。寫的第一篇文章是《憶羅隆基》。寫畢,急急忙忙又恭恭敬敬地拿給丈夫審閱。他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專攻戲曲小說。就文學言,他是內行,我是外行。審閱前,我塞給他一支中華牌鉛筆,并在耳邊細語,道:“你看到有什么段落或句子寫得還算好的話,就在旁邊給我畫個圈圈,以資鼓勵嘛!”

他笑笑。一笑之間,我們的關系頓時從夫妻轉變為師生。他坐著,我站著。近三萬字的篇幅,他一頁一頁地看,我一刻一刻地捱。只見老公手里的筆,一動不動,我心里涼了半截。看到最后一頁,他畫了一連串的圈圈。我知道:這是專為“以資鼓勵”才畫的。瞅著這最后的圓圈,我都快哭了。

丈夫讓我坐下,嚴肅地對我說:“小愚,你有豐富的經歷和記憶。平時聊天,聽你形容個人兒或說件事兒,都活靈活現的,可到了紙上,你怎么就干巴啦……”說話的口氣,像訓孫子一樣。

“你知道自己缺少什么嗎?”

“缺少語匯唄!”我說。

“不是缺少語匯,是缺乏文學訓練。”

哦,原來我缺的是文學訓練!于是,我便開始了馬拉松式的訓練。每天讀古詩古文古小說,又翻閱當代讀物。為此,訂了許多期刊,包括《小說選刊》、《小說月報》。自認為比較好的作品,讀后拿給老公鑒定。他有時像法官一樣,盯著我問:“你說說,這東西好在哪兒?”一聽這口氣,便知道自己又看走眼了。

幾年下來,也還真閱讀了一些當下作家的文學作品,特別是中篇小說。其中一個中篇,題目叫《死于合唱》,看得我興奮不已,打聽這個叫“胡發云”的作者是誰?還不遺余力地四處推薦。

書中描述的費普——一個民國時期的遺老遺少,從1949年起,他的日子從英租界移到了紅旗下。由少到老,一輩子都在努力改造舊思想,努力地去適應新環境。結果,家庭、地位、財產、職業等等身邊的一切都變了,可就是那份兒遺傳下來的精神狀態無法改變。正是這個文化的頑固性,讓費普歷盡坎坷,也讓我讀得熱淚滾滾。我自掏腰包復印了許多份《死于合唱》,送給那些自幼家境甚好,就讀于教會學校并精通合唱的女友們。她們也是一樣的感受。只要我們湊在一起,就要說“合唱”。

一晃多少年。我與胡發云先生會面了。但我們的話題,不是“死于合唱”,而是死于癌癥。我喪夫數載,他喪妻也近兩年。由于親人死于同樣的絕癥,我們的第一個話題便是病痛與死亡,也是一個反復的話題。

中年是最灰色的,如悠長的冬日,似飄落的雪花。胡先生比我堅強,他很快給亡妻寫了長長的悼文,以寄托濃濃的哀思。悼文是用“伊妹兒”傳過來的。我邊讀邊哭,字里行間我聽到了他的心碎聲。文中,一段給病重妻子洗澡的細節,深深震動了我——

妻子說想洗個澡。胡先生跑了大半個武漢市,買來一個橢圓形的輕巧小浴缸,剛好可以放在病房里。他灌滿熱水,把妻子抱起來放進小浴缸,先用毛巾把鎖骨處的輸液接口裹嚴實,再一處一處給她輕輕擦洗。妻子自嘲地說:“我變得這么難看了。”胡先生笑著說:“我覺得不難看,那就是不難看。”然后又背誦了法國女作家杜拉斯那一句撼天動地的話——“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洗完后,他用了幾乎整整一瓶護膚霜給妻子全身上下輕輕涂抹了一遍,肌膚立時就滋潤鮮亮起來……

寫到這里,胡發云感嘆道:“51年的生命。30年的相識。26年的夫妻。像一株自己種下的花兒,眼見了一個女人一生的美。這種美,只有種花人自己才真正看見的……哪怕凋萎,也看得見其中綿延不絕的風韻。就像家里那幾束早已老去的山菊花和勿忘我。”淚落染樹,血流染枝。這篇悼文,使我看到一種以生命的執著去完成的宿命式的神圣愛情。

窗外,太陽冷冷地照著,我心里一片悲哀。世間最堅韌、最脆弱的關系莫過于夫妻了。夫妻?有誰懂得什么是夫妻?小時候,父親談及羅隆基私人生活,曾說過這樣一句:“在中國,懂得女人的男人不多;懂得男人的女人也不多。”我沒見過胡先生的妻子,但我覺得他是懂得自己的妻子的,他是懂得女人的男人。

我是第二次婚姻了。二次婚姻的特點是婚前雙方要把所有問題提前談好,權衡的分量大于情感的砝碼。所以,婚后我和丈夫的關系,平淡得像“獨聯體”——松散的聯盟。一人一間屋,各干各的事,各看各的書,經濟獨立,社交獨立。日子再平淡不過了。可是一旦他倒下,那平淡后面的東西突然顯露出來,血淋淋的!

我恍然大悟:他不是我的丈夫,他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哭泣著不斷哀求醫生:“救救他,用我的命換他的命!”兩次昏死在他的病房。我第一次倒地,他大叫:“這兒不是醫院,這是虎口。我倆不能都掉進來,你要逃出去!從明天起,不許你來看我。”第二次,他就只能用無比憂傷的眼睛望著我,望著我。

丈夫的病越來越重了,那時我剛好寫完《憶張伯駒夫婦》的草稿。他掙扎著一天看一兩頁,還在稿子上面做記號。并吃力地說:“小愚,你寫得比以前好多了。也還有很多問題,等我的病好了,我來給你改。”過了一個多月,丈夫大概知道已經沒有為我修改文章的可能了。他把稿子從枕頭底下抽出來還給我。說:“寫吧,寫吧。等我死了,你就成功了。”

一天,丈夫的氣色還好。他坐起來拉著我的手說:“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段。后三段都是苦,前面的生,也未必是樂。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視為人生的標準。小愚,對你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活下去!這是你父親當年的叮囑,也是我的叮囑。我不擔心你的工作,只擔心你的生活。你什么都不會呀。我死后,誰給你領工資?馬桶壞了,誰給你修?燈繩斷了,誰給你接?你一個人實在過不下去了,就再找一個男人吧!”我撲在他胸前,放聲大哭。

“死”是結束;“老病”是處在生死之間;而半生半死,最是痛苦。我和他都是半生半死人。此后,丈夫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靠輸液和“杜冷丁”活著。一個周日,他的兩個孩子都來探視。預感到來日無多的他,流著眼淚要求孩子:“你們今后要照顧好章姨!答應我,答應我!”

其聲嘶啞,其情凄愴——死神來臨之際,夫妻訣別之時,我臨近花甲之年,懂得了愛情,也懂得了男人。清理他的遺物,我發現一個紙夾。那上面的每一張紙,丈夫用鉛筆寫著同樣的一句話:今后最苦是小愚,今后最苦是小愚。

丈夫死在位于通州的北京胸科醫院。他去世六載。六年來,我雙腳不過四惠橋,兩眼不看東方紅。以往夫妻的共同節目如看大片、看球賽、寫對聯、下棋、聽戲、散步,我全戒了。

我一直以為人生有兩件東西是屬于自己的,一是情感,二是健康。丈夫一步一回頭地離去,使我猛然醒悟:這個世界原來是什么也抓不住的!我內心那份絕望的寂寞,從此與生命同在。只要活一天,它就在一日,很深,很細。(摘自:《此生此情》)

馬克郁簡介:

馬克郁(1931-2001),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戲曲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曾任中國戲劇家協會《中國戲劇》雜志社(原《戲劇報》)編輯。他在長期從事戲劇方面的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