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

在“圣母心”的眼中,一切是非對錯和法律道德,都應該讓位于對弱者無條件的包容,同情和理解,以及幫助,鼓勵和引導。

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

師姐開飯館。兩大叔用餐后拒絕買單,跟師姐訴苦說:“我們做體力活的工人不容易,不像你們開飯館賺錢那么多,這次就算了吧”。師姐果斷拒絕。旁觀的“圣母心”客人指責師姐說:“你這老板娘真是的,人家打工容易嗎,你就當做好事不行嗎?”師姐回:“那你給他們買單?”“圣母心”不說話了。

前幾天去醫院被插隊好幾次,我在朋友圈吐槽總插隊那人“又窮又丑又不守規矩”。旋即被教育:“你應該理解弱勢群體的無奈”“你該做的不是在這里發什么朋友圈刷存在感,而是心平氣和拿出你所謂的高素質引導他們”等等。我呵呵,被插隊了吐槽都不行,必須得當場理解和認同。

一師兄坐地鐵,被一中年婦女踩了卻被罵“瞎”。師兄理論,對方開打,師兄報警。警察了解情況之后,竟然對師兄說:“她這么大歲數,你怎么忍心跟她動手?”師兄說:“她打我,我就正常防衛”那警察說:“她再打你能打多疼,你還手一下她能受得了嗎?”師兄無語,結果是他賠點錢了事。

類似案例,三天三夜說不完。“圣母心”泛濫于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日常生活中,“你強你理虧”“誰窮誰有理”“他多不容易”“你牛你不該”等等琳瑯滿目的道德綁架層出不窮。

“圣母心”評定是非對錯的標準不是制度,法律,規則和基本共識,而是雙方的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學歷背景,家庭出身等等。哪一方各方面條件更強,哪一方就是過錯方,就應該承擔糾紛責任和負面結果。即“誰弱誰有理,你強你擔責”。

在圣母心看來,即便在糾紛中弱者是過錯方,甚至應該負全責,但是強者一方也不能有權益維護,補償索取,表達不滿等等合理合法的權利和情緒訴求,而應該在第一時間包容理解,體諒同情,甚至要思考其傷害你的歷史社會誘因,幫助他們擺脫貧困落后的境況,以及幫助他們建立完善的道德行為規范。否則,就是“仗勢欺人”,“為富不仁”,“恃才傲物”等等。哪怕純粹的情緒發泄,都可能被打上“歧視”“霸蠻”的標簽。

很多人基于法律和道德的最起碼的正當訴求,都被“圣母心”們大加撻伐,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各方面條件更優越,他們便不能有正當的權益維護和情緒發泄。“你憑什么索賠,你開的是賓利”“你為什么要賠償,你又不是缺錢”“你吼什么吼,小孩子也不是故意的”“你有什么資格投訴,你又不懂他們多辛苦”。

更有甚者諸如“被某個違法交規的電動車把車子刮了,為什么要發朋友圈吐槽呢?你難道不該思考一下弱勢群體的生存現狀和歷史成因嗎?”“那些人販子拐賣婦女,為什么要判重刑呢?你難道不應該體諒他們也是貧困人家走投無路嗎?”“那個開水澆顧客的服務員,為什么要對他法律制裁呢?你難道不應該體諒他是一個家境貧寒的未成年人嗎?”

總之,在“圣母心”的眼中,一切是非對錯和法律道德,都應該讓位于對弱者無條件的包容,同情和理解,以及幫助,鼓勵和引導。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說三遍: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

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圣母心”給受害者增添了二次傷害。“圣母心”讓本就因違法違規的受害者,再次遭受輿論暴力以及輿論暴力帶來的物質和精神損失。

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圣母心”縱容和寵溺著人性中的丑陋部分。“圣母心”用“強弱貧富”掩蓋了“是非對錯”,讓為非作歹有了“道德籌碼”,也讓懈怠行政有了“民意借口”。

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圣母心”阻礙著公民社會的建立和發展。“圣母心”擾亂著價值判斷,踐踏著法治精神,模糊著道德邊緣,撕裂著社會共識。

圣母心”們認知問題,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邏輯和實證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情緒,沖動和直覺基礎上。他們往往是有一個破碎的邏輯,配合上幾個凄慘的故事,然后形成一幅對社會扭曲的認知,便對他人進行野蠻的裁決。

“圣母心”們選擇立場,往往不是基于社會公義,而是基于個人境遇。很多“圣母心”與違規違紀者的各方面境況相似,同時也是一個不尊重規則的人,便有著強烈的“角色代入感”,他們搖旗吶喊的潛臺詞就是:“以后我也會這樣違規,你不能罵他,所你更不能罵我,社會要包容我原諒我縱容我。”

“圣母心”們獲取快感,往往不是源于解決問題或者“弱者被保護”,而是源于優越感和虛榮心。很多“圣母心”覺得自認有過人的“道德”和“理性”,并且要通過對“弱勢群體”的“拔刀相助”表演出來。他們只想傳遞這樣一個訊息:“我能懂你們所不懂,容你們所不容。給我點贊,向我學習,我最棒。”

“圣母心”們自己有著根深蒂固的歧視,卻栽贓別人。“圣母心”們將“窮”“弱”等境況同“不守規矩”等負面言行建立起“理所應當”的聯系,認為“人弱就可以無禮”等。然而,這自以為是的“正義”,就是對弱勢群體的歧視。沒有任何視角下的弱勢群體整體上會認同自身的短板可以被天然看做某種道德缺失的源頭和理由。

“圣母心”們只是在外圍搖唇鼓舌,一旦身臨其境則逃之夭夭。他們指責當事人不能夠包容,體諒和犧牲,然而當這種犧牲和奉獻落到自己頭上時候,他們則搪塞躲閃。比如“天津爆炸案”后的馬云被逼捐,網上謾罵馬云不捐款的人被問及自己是否捐款的時候,則閃爍其詞,說“馬云有錢我沒錢,我捐那點也算不了什么”。

“圣母心”們犧牲著別人的情緒和利益,維系著自己的優越感和表現欲。比起弱勢群體和受害者的得失和利于,他們更關心自己的言行是否獲得了點贊。他們將一切規則,情懷,道德當做道具,鼓吹犧牲,歌頌包容,圍攻維權,指摘情緒,通過打壓他人的利益和情緒,來展現自己“高人一等”的“眼界”和“胸襟”。

我們從來不認同對任何視角下的弱勢群體的歧視,欺凌和壓榨。但是,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扶持,堅決不能以犧牲道德法制和規范共識為代價。“圣母心”一旦泛濫,社會共識和制度保障受損,最終受害最大的還是缺乏保護,勢單力孤的弱者。

何況,當人們被違背規則的人傷害了的時候,人們只是想基于法律和道德獲得起碼的利益補償和情緒排解。作為受害者,很多人缺的不是那幾百元錢或者一聲對不起,而是對人格起碼的尊重,對情感起碼的在乎,對社會共識起碼的堅持而已。

而且,我們每個人在某些視角下都是一定程度上的“弱者”,我們自己也可能隨時被“強者”歧視,欺凌和打擊。所以我們更要建設好維系社會公平正義的每一道屏障。畢竟,通過社會階層來進行善惡劃分導致的民族難民依舊尸骨未寒。歷史雄辯地證明,在一個法治精神和制度缺失的國家,每個人都將是弱勢群體。

那么,面對“圣母心”我們怎么辦呢?我的經驗只有躲。不過,比起如何應對圣母心,我個人感覺對于我們年輕人來說,“避免成為‘圣母心’”似乎是一個更有操作性和更有現實意義的事情。以下是筆者從一些前輩名師那里請教來的一些經驗,分享如下:

第一,在不了解某個糾紛的來龍去脈的情況下,作為旁觀者,要盡可能避免主動給任何一方以道德判斷和指導意見。對于我們絕大多數年輕人來說,我們對自己認知水平的判斷,遠高于我們認知的實際水平;我們對自己情緒波動的掌控,遠弱于我們情感的實際波動。血氣未定又成長有限的我們很容易被我們有限的認知,浮動的情緒,錯位的直覺奴役,從而貽笑大方,誤導他人,甚至傷害別人,釀成不好后果。

第二,通過不斷的學習知識,參與社會,總結思考,建立一個理性,冷靜,健康,穩定的價值判斷系統,讓“圣母心”缺乏偏執,草率,盲目的精神土壤。“圣母心”根源于認知能力有限,而在知識結構,人生閱歷,思想深度等方面的努力,則會讓我們形成一個可靠的價值觀。這樣我們在面臨很多私人糾紛,社會問題,歷史懸案等的時候,認知和處理都能做到既有人文主義關懷,又能夠不失現代文明精神。

第三,對多年被灌輸的言論和群體輿論的導向抱有警惕。如果我們還不能夠保證獨立思考,起碼我們要做到克制盲從。這一方面是基于無數經驗和教訓支撐的對“烏合之眾”的反感,一方面是基于對我們是非判斷力和言行自控力的質疑。在被灌輸的某理念或者圍繞我們的某說法的驅使下,我們會把很多事情認定為“理所應當”或“應該這樣”,從而對某個問題作出極為自負的言行。

總之,一切圣母心都是綠茶婊。最后與大家分享胡適的一段話:

“一個骯臟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干凈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范,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臟國家。”